摘要：宋高宗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枢密院官员刘浩到相州招募的新兵和“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东兵，与所招太原、真定府、辽州溃兵而已。武中军在一段时间中是取代殿前司进行工作，“辛永宗有众数千”就是重建后的殿前司前身。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下令马军司于三月中旬之内：“将官兵连老小逐旋津发前去建康府，与出戍官兵一处居住。”

引言：北宋后期奸臣把持朝廷军政大权，朝政腐败直接影响到了军事管理上，“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靖康之变发生到金军攻占开封之后，禁军所剩无几。李纲也说：“靖康之变，金人再犯都城，诸路禁军往往溃散，流为盗贼，天下之兵所存者无几矣。”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建立南宋，是为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仓促即位，正值两宋交替的战争时期，北宋原有的军事系统被打破，原来的国家正规军——禁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例如当时三衙中的“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

侍卫马、步军司还在东京地区，未赶到宋高宗所在的行在与会合。地方上所存的禁军势单力薄，各自为阵，无法实施有效的抵抗，在金军的进攻下前节节败退。宋高宗君臣面临的政治形势异常严峻，黄河以北被金军所占领，金朝重兵压境，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以武力消灭南宋政权。未被金国占领的地区，多因战乱被溃兵叛将及盗贼占据，各种武装占据一方，重建国家主力军成为了当务之急。金毓黻先生《宋代兵制考实》认为南宋的禁军包括：三衙禁军以及州郡守兵中的禁军，作者同意他的观点将三衙禁军和地方禁军作为研究的对象。

杜娟10日读《申谕十家牌法》有感：在没有听史老师讲课之前，我理解的有点偏，总是理解为王明先生的《申谕十家牌法》可以运用在企业管理上，领导和员工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劝勉，互相制约等，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

一、三衙禁军重建的讨论

宋高宗直接掌握的军队，只有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在相州建立大元帅府之后，枢密院官员刘浩到相州招募的新兵和“信德府勤王兵、大名府救河东兵，与所招太原、真定府、辽州溃兵而已。几路勤王兵及太原等地的散兵溃卒而成的五路兵马。既无法平定各地散兵溃勇造成的割据，也无力与当时的金兵对战，其他将领包括杨惟忠、王渊、韩世忠等领导的河北兵，刘光世率领的陕西兵，张俊、苗傅等人带领的军队虽然“皆在行朝，不相统一”，名义上听从宋高宗统领，实际上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设置了御营司，任命黄潜善兼任御营使，汪伯彦兼任御营副使。意欲通过设立新的机构达到重整军队、统一军令，对军队实施统一有效的领导和指挥。

御营司建立后，下面管辖御营司五军，以王渊担任御营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将领担任统制官，名义上是当时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御营司的建立可以说是南宋君臣进行中央主力军重建的首次尝试，在御营司成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之后，御营司领导的御营五军成为了南宋初年的主力军。虽然保留了三衙统兵体制，但基本是闲置在一旁，三衙和地方禁军从此丧失了全国正规军的地位。

只要一家犯错，十家有责。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每一个人的责任心，才能扬长避短、扬善除恶。      我读《申谕十家牌法》一文，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它的妙用。无论在工作生活中，还是在自身学习进步中，。

申谕十家牌法译文心得感悟，御营五军成为南宋国家的主力军，但因其实力不强，要求重建主力军队的建议不断。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上奏的札子《乞募兵买马募民出财以助兵费》认为行在领导的禁军势单力薄，无法抵御强悍的金军，军事体系的重建是南宋朝廷当务之急。并未提及已经设立的御营司及御营军，可见御营军并不受到重视。李纲为重建战斗力强的军队，提出以下建议：为今之计，莫若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方河北之人为金人骚扰，未有所归之期，而关陕京东、西流为盗贼，强壮不能还业者甚众。宜遣使四路优给例物，以招募之新其军号，勒以部伍得十数万人，付之将帅以时教阅、训练。不年岁间，皆成精兵，于要害州郡别置营房屯戍，使之更番入卫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务也。

他认为当时想要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全国的稳定统治，应该从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筹集军费，从民风彪悍，遭受外敌侵略之苦的西北、关东将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招刺为兵进行训练。建立新的军队来抵抗金兵的进攻，才是宋高宗君臣的当务之急。南宋初期残存的禁军因为不成系统，基本丧失了与金兵进行的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但在小型战争中有对金作战的记载。例如建炎二年（1128）二月，金人攻打淮宁府时，“时郡有东兵四千人，”当地淮宁府驻有东南第三将禁军4000人，将领岳景绶想要弃城投奔宋高宗，“第三将岳景绶欲弃城率军民，走行在”，遭到了淮宁知府向子韶的反对，向子韶劝岳景绶留下来守城迎战，岳景绶最后在守城中战死，岳子韶也在城破被俘后不屈而死。同年四月，吴玠作为东南十二副将，“吴玠据清溪岭逆拒之，”奉命据守清溪岭抵御金兵的进攻，“将战，其牙兵三百余人皆溃”，在战争形势不利的情况下，“玠率余兵奋击，大破之，金兵乃去。”吴玠带领士兵奋力出击，反败为胜，领导禁军击败金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在南宋初年，禁军为抵御金人南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像岳景绶、吴玠这样的禁军将领太少，大部分的禁军都是一旦听闻金兵来犯，便望风而逃。

两宋之交“勤王之兵，往往溃而为盗”，包括禁军在内的各种勤王兵，在溃败后成为匪兵流寇，四处劫抢民众，作乱地方，甚至攻城占地，割据一方的例子层出不穷。高宗时的大臣朱胜非感叹说：“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可见这些失去有效管理的军兵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不良影响。这些军队不想着如何保家卫国，与金作战，而是想如何能在乱世中趁火打劫，取得利益。例如建炎二年（1128年）正月江宁府禁兵周德等人叛乱“执知府宇文粹中，杀官吏，婴城自守”，杀害江宁府的官吏据城自守。五月“秀州禁卒徐明等叛，囚守臣”秀州禁军徐明等人叛乱，囚禁了当地的长官。

七月，曾经作为勤王部队的禁军军校陈通等人“见杭州富饶甲东南”，而当时的杭州只驻扎了少数禁军，“谋归为乱”发动叛乱。同年九月建州禁军“守京西滑州，为金人所攻而退，”被金兵打败，禁军军校张员等人作乱据城自守。建炎三年（1129）“潭州禁卒作乱，谋窜不果，”潭州禁军叛变被大臣向子諲招安。同年兵部侍郎、直学士李邴“密令出禁旅击贼”命令禁军将领王元抗金，“元怯懦不能从”，但是王元懦弱不敢听命迎战。南宋初年禁军遇到战事怯弱不敢迎战，出现多次叛乱，南宋朝廷即使委以重任，禁军也无法承担。因为禁军的不堪战斗，禁军在部分情况下充当了护卫和运送之类的工作。

建炎元年（1127年）七月，宋高宗命令兵部和太常寺运送祖宗牌位到行在，命令“殿前司差拨禁军三百人防护”沿途护送。同年八月，当时的侍卫马军司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带领部下，“将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护送元祐太后到达南京（应天府）。建炎三年（1130年）十二月，宋高宗从明州逃亡到达定海县有“禁卫有千余人随行”随行护卫。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在禁军不堪使用的现状中，御营司作为当时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机构，但辖下的军队各自为政，能够实际指挥的兵力有限，后来兵多势强的几支军队相继独立出来，御营司名存实亡。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宋高宗任命辛企宗为御营司都统制，但是韩世忠与张俊皆不服气，于是宋高宗将韩世忠和张俊的军队改为了御前军，平定了苗傅、刘正彦叛乱之后，“张、韩又改为御前左右军都统制”，韩世忠、张俊所领军队脱离了御营司的管辖，分别组成了御前左军和御前右军，“御前诸军者，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御前诸军就是宋高宗招揽的诸大将的下属军队，是这一时期南宋政府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对金作战部队。御营五军力量大大削弱，无论是士兵数量、军队战斗力均不能与御前诸军相比较。

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下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御营司无兵可领，也就被废除了。分析御营司的设置，是宋高宗在三衙禁军制度崩溃后，试图重掌全国军事大权的采取的措施。而御前诸军的建立，反映了诸大将的实力强大，表明宋高宗将军事大权独揽一身的愿望落空了，也是宋高宗为争取大将们的全力抗金和对朝廷的支持，稳定自己的统治的一种妥协。

为此宋高宗重用诸将，暂时改变了北宋“重文抑武”的做法，放松了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承认支持南宋朝廷的各种武装力量，鼓励武将们扩充军队，给予前线作战的大将较大的兵权、自主权，换取将领们对自己的拥护和支持。他甚至发表过各种言论以表示对武将们的信任，例如宋高宗曾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意思就是岳飞的命令就如宋高宗的圣旨。还说：“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意为有这么能干的大臣，军事上的事情由岳飞全权处置，他不插手，他很放心。“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假惺惺的表示对武将的信任和重视。但是从赵构的内心讲是十分不情愿的，只是情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南宋之初，宋高宗直接掌握的军队战斗力弱，“用张、韩、刘、岳为将，而军声以振”，在任用了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等大将之后，才得以重振军威。但武将掌军权，不符合赵宋一贯武将不掌兵权，重文轻武的“祖宗之制”，一直被许多文官大臣所反对；岳飞、韩世忠等人所领导的军队兵力多，纪律严密，战斗力强，又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苟安，同宋高宗的政治理念又背道而驰，宋高宗收回大将兵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南宋初年，大臣要求收回大将兵权，恢复三衙禁军领兵体制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

早在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吏部员外郎廖刚就要求重建三衙禁军，他认为皇帝一定要有自己全权掌握的亲兵，用来防范意外发生，加强人主的权威，指出了重建三衙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意见：祖宗军制尤严，如三衙、四厢所统之兵，关防周尽。今此军稍废，所恃以备非常者，诸将外卫之兵而巳。臣愿稽旧制，选精锐十数万人，以为亲兵。直自将之，居则以为卫，动则为中军，此强干弱枝之道。他认为北宋的祖宗军制尤其严格完备，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各种变故。宋高宗应该效仿祖宗之法，选拔数十万精锐之兵，重建三衙禁军，平常作为防御，行动时作为中军，由皇帝自己亲自领导，这样既可以维护国家统治镇压动乱，也可以应对对外战争，是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国家以三衙管军，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祖宗于兹，盖有深意。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能制，臣恐贼平之后，方劳圣虑。汪藻认为兵权不能长期掌握在大将手中，兵权不收回的话将来必定后悔莫及。宋朝的传统是三衙具有领兵之权，没有发兵之重，而枢密院拥有发兵之权，没有领兵之权，二者相互牵制，军事大权集中皇帝手中，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汪藻代表了一大批文臣的观点，他们认为武将专权会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必须要采取措施早做打算。沈与求也认为南宋虽然保留了枢密院，兵部之类官衙，但事实上只是摆设，“禁卫单寡，兵权不在朝廷”，他认为禁军势力弱小，兵权归大将而不归宋高宗掌握，不利于实现南宋中兴。绍兴二年（1131年）十月大臣刘峥上书针对国威不振的现实，提出了重建禁卫禁军的建议：今宿卫单寡，国威陵替往者。

宋高宗要实现的中兴，是无外患内忧，对内最重要也是先要解决的就是军权问题，掌握一支实力强大的禁军，应对内乱外患是必要的，因此宋高宗必定会设法完成这一目标。给大将兵权不过是非常时期让他们为国家出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宋高宗和他的文臣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收回兵权。绍兴五年（1135年）一月下诏朝廷重臣们“各条上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策。”系统的上奏对国家的军事政策。大臣李邴上书针对南宋建国以来“禁卫单寡”禁军实力弱，朝廷“藉五军以为重”完全倚重诸大将的军队，对这种情况他表示十分担心，他希望：愿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稍补禁卫之阙，使隐然自成一军，则其驭诸将也，若臂之使指矣。朝廷应该选择忠心的将领充当殿前司统帅，补充禁军的编制，重建殿前司军，使之独立成军，完全归皇帝自己所掌握，作为皇帝自己的亲兵臂膀，才是御将之道。

其次是从现实上来看，大将拥兵自重，宋高宗手中掌握的兵少将弱，大将掌握大量兵权威胁到宋高宗自身皇位的安全和国家的稳定，因此他要想方设法这种威胁，重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是必要的。再次，从当时的时局看，南宋面临的外部威胁减弱，岳飞等大将主张抗金的主张与宋高宗对金卑躬屈膝的态度不同，政见相反，对他们进行削弱打击是统一政见的手段。伴随着统治的逐渐稳定，宋高宗可以腾出精力来削减诸将兵权，重建自己的亲兵卫队。考虑到祖宗旧制和现实影响，宋高宗君臣削弱大将军权重建三衙和禁军是势在必行的。

二、三衙诸军重建的过程

武中军在一段时间中是取代殿前司进行工作，“辛永宗有众数千”就是重建后的殿前司前身。绍兴五年（1135年）冬天，宋高宗正式开始重建三衙诸军，他下令：“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三衙”，废除神武中军番号，将军队直接归殿前司所有，并任命杨沂中为主管殿前司公事，从各军中调拨部分军队分别隶属三衙，初步恢复了殿前司的兵力。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司军队的重建工作，绍兴五年（1135年）只是初步成型。马军司以王彦的部曲为主，“益以解潜、刘锜、田晟之军也”增加了解潜、刘锜的军队扩大而成。

步军司以原本颜渐的部队为主“本颜渐部曲，而益以它军也。”扩以其他军队而成。但是就三衙所领的兵力来看“马、步二司不能敌殿司之半”，马军司、步军司二军的总和不到殿前司的一半，可见杨存中领导的殿前司势力独大。宋高宗初步恢复了三衙的建置，但是规模有限，不时有大臣上言要求完善三衙的建置，扩大规模。绍兴七年（1137年）李邴提议扩充三衙诸军：臣愿陛下择忠实严重之将，以为殿帅，稍补禁卫之缺。增训练之法，使隐然自成一军，则天子益尊严，国势益安强，其驭诸将也。若臂之使指矣，岂有尾大不掉之患哉！李邴的意见代表了很多大臣，认为天子应该自己掌握兵权。希望皇帝选拔忠良之将担任殿前司统帅，由皇帝亲自领导，用以维护天子威严，才是御将之道，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表达了文臣们要求扩充三衙禁军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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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绍兴七年（1137年）夏天，“复合马司余军及八字军为六军十二将”宋高宗命刘锜主管马军司，解潜掌管步军司，三衙的建置才基本恢复，但恢复后的三衙含义与北宋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殿前司主要掌管本司和诸班直、马军司等军的兵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等各种法令，也由殿前司掌握。即殿前司不仅掌管本司的事务，还管理着诸班直和步军司、马军司的部分事务。至绍兴九年（1139年），因为与金朝讲和，晋升殿前司诸军统制、统领将官220人各进秩一等，其中统制有13人，统领21人，正副准备将178人。说明殿前司的重建已基本完成，具备了相当强大的实力。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虽然完成重建工作的三衙不比北宋时期的强大，但其重并宣押赴枢府治事。张俊与桧意合，且觉朝廷欲罢兵权，即首纳所统兵。宋高宗将岳飞、韩世忠和张俊三大将招致临安，分别任命韩世忠和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到枢密院任职，明升实降地剥夺了大将们的兵权。

张俊与秦桧意见相同，察觉到了朝廷的意图，首先交出了兵权，其他将领后来也交出了兵权形成宋朝历史上的第二次杯酒释兵权。三大将兵权被罢除后，提拔原军队的偏将为御前统领官，“以统制御前军马入衔，秩高者为御前诸军都统制，”各军前面均加上了‘御前’两字，称为御前诸军，“且仍令旧驻扎，以屯驻州名冠军额之上。”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南宋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先后部署了十支大军，都以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作为番号，其下各军也冠以“御前”二字，各设统制和都统制进行管辖，是表示直属皇帝，全国正规军都是赵宋朝廷的军队。南宋初年因为战争频繁主力军队变化很大，军队番号屡次更改，是南宋君臣不断进行的军事改革的尝试。

经过御营、御前、神武、行营护军等一系列变化，到御前诸军基本确定下来，十支御前诸军与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三军，共计十三支屯驻大军，组成南宋的中央正规军——屯驻大军。至此南宋对军队的重建基本上告一段落，南宋正规军体制从此基本稳定了下来。分析宋高宗扩充三衙，特别是殿前司的兵力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将三衙军建成另一支国家正规军队，达到与各屯驻大军实行内外相制的目的；另一方面意为继承祖宗基业，恢复了祖宗旧制。

在各军削减兵力的同时，只有杨沂中领导的殿前司军一直在增加，绍兴十一年（1141年）殿前司兵力达到“总七万余人”，“由是殿前司兵籍为天下冠”，殿前司领兵数为全国第一。至乾道元年（1165年），殿前司诸军额有73000人。殿前司总兵力远远超过了马军司和步军司的总和，出现殿前司一家独大的问题。三衙禁军重建之后，虽然兵力可以与其他屯驻大军并驾齐驱，但距离北宋的盛况相差甚远，至宋孝宗朝仍旧有大臣上言要求扩充三衙禁军。宋孝宗作为南宋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后一直有着恢复旧土的打算，其中的军事建设是为征战做的准备之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朝传来了宋钦宗的死讯，宋孝宗表示为二帝报仇和收回北个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必须要以军事力量作为保障，南宋王朝是建立在北宋军事主体力量消亡的基础之上的，国家没有正规军事力量的有力保障，只能借助于各地武装力量。三衙兵马是南宋中央想要重新进行培植的最主要军事力量。而文臣们再三表示对于中央禁旅单弱、诸将势力壮大的担忧，北宋禁军对国家统治益处多多，南宋中央从立国开始就注意恢复三衙统兵系统。建炎三年（1129年）冬天，兀术带领大军突破了长江，宋高宗退避到海上，卫兵张宝等人不满意宋高宗的逃跑政策，不肯随行，混乱中出言不逊惹恼了宋高宗，卫兵张宝等十七名士兵在明州被斩首示众，宋高宗因此废除了诸班直。

建炎四年（1130年）春天，宋高宗一行人来到台州，此时随行的禁卫兵很少，只有中军统制辛永宗带领的数千名士兵，和吕颐浩的亲兵姚端带领的军队暂时取代诸班直，充当了禁卫军的工作。赵鼎针对明州禁卫兵叛乱的事件上奏说：“缘诉事纷乱，非其本谋，乃尽废之，是因噎废食。”认为追究士兵叛乱的根源发现，士兵的本意是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叛乱是意外发生的事件，如果因此废除禁卫诸班直是属于因噎废食。他认为当时诸将统领重兵，兵权不隶三衙，属于是军政制度的破坏，只有禁卫兵是沿袭北宋旧制，但因为卫兵叛乱事件被废除，使祖宗之制荡然无存。卫兵造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不能因此的废除诸班直。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彷彿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宋高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寻复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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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炎三年冬天宋高宗废除，到建炎四年（1130年）十一月恢复诸班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重建后的诸班直卫兵“卫兵不满三千，识者病其单弱，数以为言。”诸班直士兵人数很少，大臣因此多次上奏，要求扩充诸班直兵力。建炎三年（1129年）在宋高宗废除了诸班直之后，曾经下令：“御前中军统制辛永宗更选兵三百人直殿岩。”命令御前中军统制辛永宗选拔300人在殿前司当值，因此神建效果显著，已成为与御前诸军相匹配的另外三支屯驻大军。三衙长官也成为与各御前诸军都统制平等的统兵官，不再统辖全国的禁兵，三衙诸军的编制也与御前诸军相同。侍卫马军司统辖的不仅是马军，侍卫步军司也并非全统步军，但军队都以步军为主，这些也与北宋时期不同。

但三衙作为驻守“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军队，仍具有护卫皇帝和京师，战时则出征的禁卫兵的性质，因此三衙军仍是禁军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别是殿前司一军，在南宋中期日益壮大，成为南宋主要的军事力量，对南宋的军事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宋高宗逐渐稳定了南宋小朝廷在淮河以南的统治，基本摆脱了朝不保夕的困境。据王曾瑜先生考证在绍兴四、五年间，除川陕军区和刘光世的御前巡卫军外，东南地区的正规军主要有神武诸军、神武诸副军和御前忠锐军三类番号。刘光世的军队称为宣抚使司军，韩世忠和张俊分别统领神武左军和神武右军，他们三人分别统率三支兵力最多的军马，地位最高。

在重建三衙作为自己掌握的独立军队的同时，宋高宗承认了军权仍旧掌握在部分威高权重的武将手中。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十二月，宋高宗将神武诸军改为了行营护军：神武前军改称中护军，左军称前护军，后军称后护军。刘光世所部人马称左护军，吴玠所部人马称右护军，并听本路宣抚、招讨司节制。王彦所部人马称前护军，听荆南安抚司节制，应统制官已下，请给资任军分如旧。宋高宗下令诸大将的军队改换番号名称，暂时默许了大将领兵的合法性。其中韩世忠的神武左军称为行营前护军，岳飞的神武后军称为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为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为行营右护军，张俊的神武右军为行营中护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行营五护军。随着政治局面的缓和，宋高宗和他的文臣们认为收回军权的时机逐渐成熟。绍兴十年（1140年），刘光世早已解甲归田，吴玠也已病故，原先赫赫有名的五大将剩下岳飞、韩世忠和张俊。

而三衙力量的恢复，使得南宋中央政府掌握了一支有别于三大将的重要军事力量，在收兵权时，成为三大将的忌惮力量，对收兵权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与金朝达成和议之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根据秦桧等人的建议，以拓皋大捷为借口，下令大将赶到行在，声称要对他们论功行赏：召三大将赴行在，论功行赏。同入对，帝命与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枢密使，飞副使，方失地，决心要亲征。大臣杜莘老针对此事上言说：“禁卫才五千余，羸老居半，至不能介胄者，愿亟留圣虑”认为当时的禁军将少兵弱，不堪战斗，为了准备北伐作战，要求扩大禁军的规模。南宋宋孝宗朝以后，随着时间的变化，三衙的战斗力逐渐下降，军队中战斗力强的西北老兵，逐渐老去，军队战斗力下降，例如当时三衙的情况是“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既有征行，无人在选。”南宋的三衙将领基本上三年补外做官，导致需要领兵打仗时，无人可用，要求合理管理禁军的迁转。大臣建议还西北籍军人子孙后代中体格健壮的招收为军，进行军事训练，不得随意脱离军籍，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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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军司移屯建康府

乾道七年（1171）三月，宋孝宗下令马军司于三月中旬之内：“将官兵连老小逐旋津发前去建康府，与出戍官兵一处居住。”将侍卫马军司迁往建康。《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更为详细：虞允文为首相，马军司移屯建康，“以为出师之渐，号马军行司”，并正式将其更名为侍卫马军行司，作为北伐的准备工作之一。临安府马军司仅剩下余龙卫、云骑、武骑三指挥共一千余人依旧留守，临安府三衙并立的局面，转变为殿前司和步军司并重，但殿前司势力远超步军司，一司独大的局面更加严重。因此许多大臣反对马军司迁移建康府，“论者不以为然，然上下重迁，迄不能正也”。魏了翁也认为“马司暂移建康，识者已谓不然”。多数朝臣对此“为纷纷之论”。

最具代表性的是袁说友，他认为马军司移往建康是“利一害十”。宋孝宗将马军司移到建康是出于以下考虑最终决定的。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作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心怀恢复中原的大志。“移骑军屯于建康，以为出师之渐”，是为北伐做的准备之一，是施行恢复中原中的战略中的一步，因此马军司才能移屯建康。宋孝宗北伐中原的愿望未能得到实施，但马军司移屯建康，作为乾道计划北伐期间的一项成果，被保留了下来。宋孝宗为将马军司移到建康府筹划了很久。乾道五年（1169年）陈俊卿为相时，宋孝宗曾说“移骑兵于建康，以示北向”，说明将马军司移屯建康府是为北伐做的军事部署上的准备。建康府是东南地区控扼长江和经营北方最好的战略要地之一，张浚曾极力主张建都建康府他认为“东南形势，莫重建康，实为中兴根本。”宋孝宗很早便在建康府兴建了大批军营，乾道六年（1170年）时初步竣工，朝廷专门交由马军司派兵前往接收“交割看守”的寨房，以示重视。新建营房多达“三万三千间”。

同年底又“创造寨屋二万间，计五寨”，这些寨屋不仅数量多，质量也好，为马军司未来的移屯做好了后勤方面的准备。不仅文臣反对移屯，当时三衙诸军也持反对态度，不支持宋孝宗的决定，“三军有怨语，其后言者以此为言”，多有怨言。据记载马军司早已到达建康府，而李显忠作为军队长官仍在京城，“尚留辇下，事体未便。伏望申谕枢机之臣，俾饬稗将，令以是半月之顷，一切计置起发。”对移屯建康府表现得相当消极。移屯完成后，一些大臣仍持反对态度，要求将马军司迁回行在。御史萧之敏曾弹劾虞允文的证据之一就是“移帝城骑兵一军于建康”。即使已经移屯建康两年，乾道九年（1173），马军司还以建康府的营房倒塌不便为由请求：“乞下逐处权行交割摊拨，付官兵居住，候本司军马回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回到临安府。淳熙十一年（1184），韩彦直认为：“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乞令归司”，希望可以调回马军司。

淳熙十五年（1188），沈清臣对此事表示反对说：“骑兵，天子之宿卫也，不能进取，无故而移之金陵。”可见在马军司屯驻建康十几年后，不少大臣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移回马军司。乾道七年（1171年）以后，临安府驻扎的兵力部署现状是殿前司的兵力为步军司的三倍多，殿前司独大局面愈发严重，引起了南宋君臣的担忧和重视。宋宁宗时，赵汝愚上奏请要求恢复临安府的马军司：“仍渐复马军一司，以补三衙之阙。庶几军制全复，可图久安。天下幸甚。”认为只有三衙势力平衡才是维护稳定的长久之道，国家的幸事。杨简则明确指出殿司十三军势力太大，提出具体的解决建议，他说：“宜析小半益以马司，余卒以备三司，则其势均，可以防后患。”要求将殿前司中的部分军队划归马军司，使三衙势均力敌，可以预防兵祸。苏师旦也认为：“步军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令与步军司相等，却拨殿前司所多之人别立一军，使信臣掌之。”应该将殿前司的部分军队独立出来，派遣亲信掌握，以削弱殿前司独大带来的威胁。